陈春声：用文化融合促进人心相通

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教授

今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视察广东，深入历史街区、文化地标和文物馆，对历史文化保护工作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对广东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岭南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深切关怀、寄予厚望。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是我们从事历史文化研究，努力通过地方故事理解国家历史的根本遵循。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岭南文化传承发展与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岭南，顾名思义，即南岭山脉以南，应该包括今天的广东、广西和海南等地，也包括香港和澳门地区，陆地面积约45.4万平方公里。粤港澳大湾区在岭南文化的历史发展中处于重要地位，而岭南文化的特质和样貌，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在和未来。

陈春声作主旨发言

岭南这片土地上自古以来一直生活着众多的人群，他们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特点有相当大的差异。大家都知道，若以语言划分，岭南的人群明显可分为3类，一类讲广州话（自称为“白话”），他们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和整个西江流域的沿河地方，涵盖了一直到广西南宁、梧州、百色等地的众多人群。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在历史上长期是大面积的水域，这类人群原来主要生活在内陆的水面上和濒临江河的地方。自1930年代罗香林先生构造出“广府人”这个概念后，这群人通常就被称作广府人。第二类讲闽南话，分布在潮州、高州、雷州、琼州（海南）、廉州（现广西北海一带）等地，他们的语言与福建泉州、漳州沿海的许多人群相通，这些人分布在东南沿海的广阔地域，一直保持着海上活动的传统。第三类人群讲客家话，分布在梅州、河源、韶关等地，包括整个北江和东江流域。潮汕等地离海较远的山区，也讲客家话。而与广东北部毗邻的赣南、湘南乃至闽西地方，也同样分布有许多讲客家话的人群。从更广的地域范围看来，客家人群的分布大体上以南岭山脉为中心。其实岭南还有第四类人群，即被称为瑶、畲、僮的少数族群，他们生活在南岭山脉，也生活在平原旁边的丘陵地带，甚至就聚居于广州附近的山麓上，这些人没有共通的语言，除了在历史上长期游离在编户齐民体系之外这个共同点外，很难把他们视为同一种人群。近代以前，缺乏一个统一的称谓或“符号”来指称这些具有很大差异性的人群及其文化。

这些不同的人群，到今天都已成为承载岭南文化的主体。从“自在”的角度看，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的结果。从“自觉”的角度看，这个过程是在近代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中所发生的，直到今天我们还处于这样的过程中并参与继续塑造这一过程。不管是“自在”的发展还是“自觉”的过程，都与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

“自在”的角度，指的是这些不同的人群在相互交往、互动中获得越来越多共同性的过程。在文化上，岭南的原居人群与西太平洋的所谓“南岛民族”有诸多相通相似之处。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岭南，岭南开始了与中原内地深入交往、交流的过程。不过，在很长时间里，中央王朝能够直接控制的，主要是交通要道以及城镇之类大的聚落，生活在深山与水面上的许多人群，仍处于国家的编户齐民体系之外，既不交税服劳役，也不享受官府的保护。而中原人士也往往把岭南视为一个充满奇风异俗与烟瘴之气的蛮荒之地。这一状况从宋代开始发生较大变化，但真正实质性的改观要到明代。明王朝对岭南统治的深入远超此前任何一个时代，珠江三角洲的大量水上人以及一些山里人，都成为了国家的编户齐民。

今天回过头去看，明代是自在的岭南文化发展的关键时期。首先，众多人群被纳入国家的编户体系，逐渐培植了各类人群共享的基于正统儒家意识形态的主流价值观，与此相应，中原被视为一个文明程度最高的区域，因此不管是广府人、潮州人还是客家人，在编修族谱时都强调自己源出中原，经南雄珠玑巷、宁化石壁、福建莆田等地而后到了岭南，或者强调自己祖先原来是朝廷的命官，如珠江三角洲不少家族在明代修族谱时声称祖先原在福建等地为官，后来才到了岭南。即便是将自己的祖先与盤瓠联系在一起，而且不向国家缴税应役的山里人，如瑶、畲等，也常常强调祖先如何忠于皇帝，如何为朝廷立了大功，所以才享受赋役的优免。这是明清时期瑶人各种《评皇券牒》《过山榜》中的经典情节。其次，从明代开始，随着桑园围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沙田的大规模开发与对外贸易的兴盛，珠江三角洲在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上全面崛起，成长为国家的核心经济区域之一，涌现出许多在科举考试和仕途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士大夫阶层在岭南逐渐成长起来，以从祀孔庙的陈白沙、与王阳明齐名的湛若水为代表，他们将过去被视为蛮荒之地的岭南变成一个理学发达的区域，进入了当时全国思想界的主流。他们也通过理学的礼仪实践，改造了岭南社会的诸多面貌，今天珠江三角洲的乡村，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宗族发达、祠堂林立，这些都可以追溯到明代那些官员和士大夫。正是明代以来的这些文化成就，成为20世纪以来大家讲述岭南历史、岭南文化的重要支撑。第三，明代开始，岭南不同的人群之间的交往与互动较此前更为频繁，由此，大家愈来愈密切地处在一个资源争夺的空间中，矛盾更为普遍，以儒家正统的意识形态为标准，陆上人与水上人、平地人与山里人、广府人与客家人之间相互的偏见更为凸显。需要注意的是，这不仅是一段冲突的历史，其实更是一个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带来了激烈的身份意识变迁，我们看到，明代中叶以后，岭南地区具有瑶、畲、疍等身份认同的人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视自己为正统中原汉人的后代。

明代所开启的上述过程，在清代继续展开。到了晚清，岭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几乎成了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缩影，我们很容易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单，如洪秀全、孙中山、康有为、梁启超、容闳、詹天佑、陈启沅等等，他们深入推动了近代中国政治文明与经济社会现代化的进程。这些成为了后来大家建构岭南文化的重要资源。

岭南文化“自觉”的过程，是指本地的人群开始有意识地以岭南为共同地域，建构一个共同的文化范畴并不断根据情景赋予其意义的过程。这个过程发生于中国从一个王朝国家转型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大背景中，并与源于欧洲的“民族”“文化”等概念的引入密切相关。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些讲客家话、福佬话、白话的知识精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以方言为基础，建构一个人群与文化的范畴。但跨越这些类别的范畴，大家用得更多的不是“岭南文化”，而基于省级地域，如称为“广东文化”。众多有具有近代学术意识的知识分子，积极通过民俗资料搜集、著述、展览等方式，为“广东文化”这个标签注入鲜活、丰富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岭南的地域认同，始终是与国家认同联系在一起的，当我们表达自己的地域性与人群特性时，骨子里其实是强调自己具有基于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具有优越性的身份，表达出鲜明的“中国性”，不管是基于三大方言群的身份建构还是广东文化建构，都是如此。正如近代著名岭南学者简又文所称的，所谓“广东的文化”，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中国文化在广东”。

多年从事田野调查和区域文化研究的经历，越来越使我们形成这样的思维辩证：大一统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实际上是以其相互密切联系的区域间巨大的时空差异为前提的。多姿多彩、赓续绵长的岭南文化发展历程，也正好反映了这一点。

“岭南文化”这一概念的广泛使用，是近几十年来的事情。根据知网的检索结果，在1980年代，使用到“岭南文化”这个词的文章，每年都有几篇至10来篇，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每年有100多篇，进入新世纪后，每年跃升到500篇以上，近十年稳定在每年1000篇左右。其中，大量文章讨论岭南文化的内涵、精神、特点、价值、现代意义以及如何传承、弘扬等，其论述的重点，往往与时代的需求相关，如强调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务实性、外向性、创造性等等。这些文章，当然绝大多数都是在岭南工作的学者们所撰写的。可以说，岭南文化现在已经成为本地的政府、学界乃至普通民众都非常关注的对象，许多外地人也对岭南文化有浓厚兴趣，我们中山大学是中组部指定的首批13所干部培训基地之一，不少来自省外的学员，都希望能有一堂课，简明扼要地讲讲什么是岭南文化。

今天，不管是政府部门还是学界，都在积极讨论岭南文化与大湾区之间关系，这可以视为岭南文化“自觉”过程的一个新阶段。我们当然可以在学理上论证这个阶段的合理性，岭南文化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同人群不同传统交流、互动、融合的过程，大湾区的历史发展，自然也会成为这个过程的体现形式。粤港澳三地原本就同根同源、血脉相连，近代以来香港、澳门的繁荣，就是众多广府人、潮汕人、客家人共同造就的。香港白话的标准音是广州西关音，在1950年代初香港封关之前，一个人同时在广州、香港两地安家是常见的现象。可以说，大湾区本来就是一体的。当然，由于历史原因，近代以来粤港澳三地也相对独立发展，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呈现出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大湾区的人群同宗同言，一脉相承，岭南文化是粤港澳地区共同的历史文化基础，这些根本特点并未改变。大湾区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发展的，我们应充分利用大湾区人群共享同一种地域文化的宝贵资源，做好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融合，用文化融合促进人心相通，推动大湾区更深入地一体化。这样才能更好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要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指示精神。

 

 

中山大学在大湾区文化融合方面，也努力做了一些事情。例如我校国家高端智库粤港澳发展研究院与港澳智库各界建立广泛联系合作网络，为提升大湾区国际竞争力出谋划策；中山大学率先倡议，与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等数十所大学共同发起成立粤港澳高校联盟；至于日常生活中与港澳高等院校大量的学术研究、合作与交流，其频密程度已经难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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